《赛德克-巴莱》影评：基于生存和信仰的英勇
发布时间：2022-06-24 10:04:00
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的成功，并不在于故事本身有多大突破，也不在于影片宣扬的东西多高明，而在于叙述充分。导演魏德圣成功地把一种文明人无法忍受的残忍行为，通过情节铺垫和情绪渲染，讲述得合情合理。
“莫那，好的猎人要懂得等待时机。”莫那-鲁道的父亲用温软的赛德克语叮嘱儿子，开启了这部讲述赛德克人为反抗异族统治而展开血腥杀戮的电影。在日本人占领台湾后的25年中，猎人莫那一直在等待一个反抗的时机，导演魏德圣也在通过情节铺垫，寻找一个观众情绪的制高点，使这场血腥战争的发动变得顺应“民”心。
讲述日本人进入台湾的主体故事之前，影片在莫那的青年生活和成长之间穿插叙述。电影一开始，青年莫那首次“出草”（少数民族猎取人头的别称）告捷，成为马赫坡社人争相赞美传颂的大英雄；接下来，莫那与少年铁木-瓦利斯（未来道泽群屯巴拉社头目）口角之争，莫那欲置其于死地。两个事件让莫那的形象跃然而出：骁勇善战的勇士，以及容不得丝毫侮辱、有仇必报的人。
少年莫那的成长部分则凸显了他的父亲——马赫坡社前头目鲁道-鹿黑。鹿黑虽然出镜不多，但他的画外音就像神示一样萦绕着少年莫那，成为他心灵最深处的记忆并影响其一生。在鲁道-鹿黑的叙述中，观众了解了赛德克人对荣誉的崇尚以及他们对祖灵的无限忠诚，魏德圣把“骄傲、虔诚与不可战胜的赛德克人”这个形象牢牢地植入观众心中。紧接着，日本人入侵台湾山地，莫那及族人屈辱的苦难史由此展开……
曾经的英雄莫那似乎消失了，但25年来，他从未泯灭过反抗的决心，他以买火柴的方式不断收集火药，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在战场上发挥实际的效用，毋宁说是不间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仇恨，好猎人只是在等待行动的时机。
而导演魏德圣的时机也成熟了：当观众同曾经骄傲的赛德克人一同忍受了一个接一个的屈辱后，当莫那说出“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时，当犹豫着要不要加入战斗的荷戈社头目塔道质问“用什么换回这些年轻的生命”，莫那答之以“骄傲”时，在现代文明的耳濡目染中成长的观众，电影评论已经完全认同了这个野蛮人对骄傲的定义。所以，在公学校的运动会上，当一个赛德克人冲上去割掉日本人的头颅，正式宣布“出草”开始时，观众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这种杀戮方式本身有多么血腥与残忍，而是感同身受地享受一个曾经屈辱地弯下腰去扛木头的赛德克人，终于骄傲地挺起胸膛后那种扬眉吐气的畅快。在观众已经被高扬起来的反抗情绪中，魏德圣顺势拉开了一场残酷却具有正义性的杀戮序幕。
除了赛德克人的骄傲，魏德圣还赋予了赛德克人的勇敢以特定的内涵。当猎人的后代少年巴万表现出对打猎的向往时，莫那问道：“巴万，你的猎场在哪里呢？”此刻，观众会把同情投向巴万，这个一出生就失去了猎场的不幸猎人，他的猎场无论在现实还是在比喻的层面上，都在慢慢失去：一方面因为现代文明需要建立在对树木的不断砍伐之上，导致森林减退，猎场正在实际地消失；另一方面，异族人的无情入侵，让猎场不再属于赛德克人。而当巴万在成年人的围猎行动中，奋不顾身地跃入湍急的河流中抓住猎物时，他大喊：“我的猎场在这里。”巴万用他的冒险行动，宣告了勇敢是赛德克人无法被剥夺的最后的猎场。因此，当莫那在带领族人展开血祭祖灵的“出草”行动时，他告诉大家，“孩子们，在通往祖灵之家的彩虹桥顶端，还有一座肥美的猎场！……那片只有英勇的灵魂才能进入的猎场，绝对不能失去。”赛德克人向着死亡义无反顾地进发，正是为了捍卫彩虹桥顶端那片属于英勇的最后的猎场。正因如此，赛德克人不惧死亡的勇敢精神，才不是空洞的、没有原因和目的的匹夫之勇，而是一种与信仰、与传统、与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意义丰富的英勇。
除了这个具有好莱坞大片气质的主线，《赛德克-巴莱》并非稳固的铁板一块，它也有裂隙，而这些裂隙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质疑着主线这个抗争故事的合法性，二者形成一种内在的叙事张力，让这部电影不再是一个单面体，而是有着多种向度的复杂构成。这一点主要是以矛盾体花冈一郎来表现的。
在日本人带来的现代文明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马赫坡人达奇斯，剪掉了族人特有的长发，脱下了花纹服饰，穿上了日本人的警服，还有了日本名字花冈一郎。他“不想当野蛮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流着“生番”血液的达奇斯努力融入“一郎”这个身份，但他却无法回答莫那的一再追问：“你将来是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进赛德克的祖灵之家?”尽管夹在文明与野蛮的矛盾中过着分裂的生活，但一郎把希望寄托在他刚出生的孩子身上，赛德克人已经忍过了二十年，造就的是“花冈一郎和达奇斯”的畸形混合体，但是“再忍二十年”，他的孩子脸上将不再残留任何野蛮的痕迹。就在1930年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一郎的忍耐主张挑战性地摆在了一直伺机反抗的莫那面前。
面对文明，在莫那的内心难道真的没有丝毫的动摇吗？虽然他认为邮局、商场、学校只能让族人看到自己的贫穷，他清楚少数民族出身的一郎在日本警察队伍里只能得到不公平待遇，但是从这两个半小时的版本中，我们可以发现，莫那并不反对族里的年轻人接受文明的教化。巴万逃课在家里，莫那质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学；在赛德克人与日本人的战争中，莫那一直让巴万带领的少年队远离正面战斗，面对巴万对上战场的再三请求下，莫那只是把一顶黑狗衔来的日本警察帽子郑重地戴在了巴万的头上。这个举动意味深长，也许在莫那心中，失去了猎场的巴万，只有在一郎的道路上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而赛德克人的血液也只有在这顶帽子象征的文明之下才能真正延续。
在族人反抗日本人的战斗即将打响时，事先知晓一切的一郎以沉默表示了支持。但是当这场他并不认同的战争开始后，一郎再也不能忍受继续在身份的分裂中生活，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后，也剖开了自己的肚子。一郎成了野蛮与文明对抗的牺牲品。
《赛德克-巴莱》虽然不断陷入版本比较与意识形态漩涡，虽然它由于人物众多而导致了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的散乱，观众甚至来不及在两个半小时内分清那些装扮相似的赛德克人究竟谁是谁，只记住了他们战死时的惨状。但是，这部电影带给观众的感动却并不因此而褪色。
“莫那，好的猎人要懂得等待时机。”莫那-鲁道的父亲用温软的赛德克语叮嘱儿子，开启了这部讲述赛德克人为反抗异族统治而展开血腥杀戮的电影。在日本人占领台湾后的25年中，猎人莫那一直在等待一个反抗的时机，导演魏德圣也在通过情节铺垫，寻找一个观众情绪的制高点，使这场血腥战争的发动变得顺应“民”心。
讲述日本人进入台湾的主体故事之前，影片在莫那的青年生活和成长之间穿插叙述。电影一开始，青年莫那首次“出草”（少数民族猎取人头的别称）告捷，成为马赫坡社人争相赞美传颂的大英雄；接下来，莫那与少年铁木-瓦利斯（未来道泽群屯巴拉社头目）口角之争，莫那欲置其于死地。两个事件让莫那的形象跃然而出：骁勇善战的勇士，以及容不得丝毫侮辱、有仇必报的人。
少年莫那的成长部分则凸显了他的父亲——马赫坡社前头目鲁道-鹿黑。鹿黑虽然出镜不多，但他的画外音就像神示一样萦绕着少年莫那，成为他心灵最深处的记忆并影响其一生。在鲁道-鹿黑的叙述中，观众了解了赛德克人对荣誉的崇尚以及他们对祖灵的无限忠诚，魏德圣把“骄傲、虔诚与不可战胜的赛德克人”这个形象牢牢地植入观众心中。紧接着，日本人入侵台湾山地，莫那及族人屈辱的苦难史由此展开……
曾经的英雄莫那似乎消失了，但25年来，他从未泯灭过反抗的决心，他以买火柴的方式不断收集火药，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在战场上发挥实际的效用，毋宁说是不间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仇恨，好猎人只是在等待行动的时机。
而导演魏德圣的时机也成熟了：当观众同曾经骄傲的赛德克人一同忍受了一个接一个的屈辱后，当莫那说出“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时，当犹豫着要不要加入战斗的荷戈社头目塔道质问“用什么换回这些年轻的生命”，莫那答之以“骄傲”时，在现代文明的耳濡目染中成长的观众，电影评论已经完全认同了这个野蛮人对骄傲的定义。所以，在公学校的运动会上，当一个赛德克人冲上去割掉日本人的头颅，正式宣布“出草”开始时，观众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这种杀戮方式本身有多么血腥与残忍，而是感同身受地享受一个曾经屈辱地弯下腰去扛木头的赛德克人，终于骄傲地挺起胸膛后那种扬眉吐气的畅快。在观众已经被高扬起来的反抗情绪中，魏德圣顺势拉开了一场残酷却具有正义性的杀戮序幕。
除了赛德克人的骄傲，魏德圣还赋予了赛德克人的勇敢以特定的内涵。当猎人的后代少年巴万表现出对打猎的向往时，莫那问道：“巴万，你的猎场在哪里呢？”此刻，观众会把同情投向巴万，这个一出生就失去了猎场的不幸猎人，他的猎场无论在现实还是在比喻的层面上，都在慢慢失去：一方面因为现代文明需要建立在对树木的不断砍伐之上，导致森林减退，猎场正在实际地消失；另一方面，异族人的无情入侵，让猎场不再属于赛德克人。而当巴万在成年人的围猎行动中，奋不顾身地跃入湍急的河流中抓住猎物时，他大喊：“我的猎场在这里。”巴万用他的冒险行动，宣告了勇敢是赛德克人无法被剥夺的最后的猎场。因此，当莫那在带领族人展开血祭祖灵的“出草”行动时，他告诉大家，“孩子们，在通往祖灵之家的彩虹桥顶端，还有一座肥美的猎场！……那片只有英勇的灵魂才能进入的猎场，绝对不能失去。”赛德克人向着死亡义无反顾地进发，正是为了捍卫彩虹桥顶端那片属于英勇的最后的猎场。正因如此，赛德克人不惧死亡的勇敢精神，才不是空洞的、没有原因和目的的匹夫之勇，而是一种与信仰、与传统、与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意义丰富的英勇。
除了这个具有好莱坞大片气质的主线，《赛德克-巴莱》并非稳固的铁板一块，它也有裂隙，而这些裂隙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质疑着主线这个抗争故事的合法性，二者形成一种内在的叙事张力，让这部电影不再是一个单面体，而是有着多种向度的复杂构成。这一点主要是以矛盾体花冈一郎来表现的。
在日本人带来的现代文明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马赫坡人达奇斯，剪掉了族人特有的长发，脱下了花纹服饰，穿上了日本人的警服，还有了日本名字花冈一郎。他“不想当野蛮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流着“生番”血液的达奇斯努力融入“一郎”这个身份，但他却无法回答莫那的一再追问：“你将来是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进赛德克的祖灵之家?”尽管夹在文明与野蛮的矛盾中过着分裂的生活，但一郎把希望寄托在他刚出生的孩子身上，赛德克人已经忍过了二十年，造就的是“花冈一郎和达奇斯”的畸形混合体，但是“再忍二十年”，他的孩子脸上将不再残留任何野蛮的痕迹。就在1930年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一郎的忍耐主张挑战性地摆在了一直伺机反抗的莫那面前。
面对文明，在莫那的内心难道真的没有丝毫的动摇吗？虽然他认为邮局、商场、学校只能让族人看到自己的贫穷，他清楚少数民族出身的一郎在日本警察队伍里只能得到不公平待遇，但是从这两个半小时的版本中，我们可以发现，莫那并不反对族里的年轻人接受文明的教化。巴万逃课在家里，莫那质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学；在赛德克人与日本人的战争中，莫那一直让巴万带领的少年队远离正面战斗，面对巴万对上战场的再三请求下，莫那只是把一顶黑狗衔来的日本警察帽子郑重地戴在了巴万的头上。这个举动意味深长，也许在莫那心中，失去了猎场的巴万，只有在一郎的道路上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而赛德克人的血液也只有在这顶帽子象征的文明之下才能真正延续。
在族人反抗日本人的战斗即将打响时，事先知晓一切的一郎以沉默表示了支持。但是当这场他并不认同的战争开始后，一郎再也不能忍受继续在身份的分裂中生活，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后，也剖开了自己的肚子。一郎成了野蛮与文明对抗的牺牲品。
《赛德克-巴莱》虽然不断陷入版本比较与意识形态漩涡，虽然它由于人物众多而导致了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的散乱，观众甚至来不及在两个半小时内分清那些装扮相似的赛德克人究竟谁是谁，只记住了他们战死时的惨状。但是，这部电影带给观众的感动却并不因此而褪色。